帝国时代 — 汉帝国的抉择

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，到项羽自刎乌江亭，仅仅用不到了八年的时间（公元前209——202年），刘邦就以布衣身份登上了中央之国的最高权力宝座。相信这一点，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。之前我们也说了，能这么快的完成秦汉交接，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：项羽和韩信共同作用。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，以及在政治上不足，共同打造出了汉家天下。　　仔细观察秦末汉初这段历史，我们会发现，无论是陈胜、吴广，还是刘邦、项羽、韩信，都是楚人。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，归结为楚人之间的博弈也并不为过。而从地缘文化融合的角度看，楚人能够主导这段历史，并重建中央之国的秩序，意义非常之大。它直接将原始属性为黄河文明的“华夏文明”，晋升为整合了黄河、长江文明的“汉文明”。当然，在后来的历史中（尤其是现在），为了融合更多的边缘文明，“华夏”一词仍然成为了代表中央之国的，主要的地缘标签。不过这时候的“华夏”二字，已经绝不会象先秦一样，把吴、楚所代表的长江流域，视作蛮夷之地了。　　其实华夏文明，一直在遵循这样的博弈路线，不断的扩张的。就好像在经历过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博弈、融合之后，本来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，在战胜了东夷之后，将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一样。而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同等意义的地缘融合，则缘自于明、清两朝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最后的博弈。基于那次博弈，华夏文明成功的站上了台湾岛。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，由于台湾岛被割让给了日本，华夏文明这次扩张，差一点发生逆转。　　如果不是项羽太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家，也许为华夏文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，就是项氏家族了。那样的话，项姓倒很有可能，成为中国排名前几的大姓了，就好像刘姓现在这样。前面也有朋友说了，看了楚汉之争，觉得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也很重要。怎么说呢，其实这就是看你的视角高度了。如果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，成功者并非是在创造历史，而是在顺应历史潮流；而如果从具体的朝代名称、家族的兴盛等微观角度来认定“历史”的含义的话，英雄人物的确是可以改变“历史”，或者本身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。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，往往最能感受到的，是后一种“历史”。因此这个帖子与其是说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误解，认为个人不能影响“历史”，只能随着历史趋势随波逐流，倒不如说是希望告诉大家，只要能够比大多数人，更先一步看清大势所在，就会比其他人更有机会，创造属于自己的“历史”。　　回到刚刚创立了一个新时代的刘邦身上。无疑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“历史”的开创者，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。然而，如果刘邦不能够看清大势，顺应历史趋势的话，他很快也会象项羽一样，被历史所抛弃。刚才我们也说了，汉朝的建立，代表着黄河、长江文明的完美融合。不过要想成功的做到这一点，刘邦个人必须作出一定的“牺牲”。这个“牺牲”就是绝对不能象项羽那样依恋乡土，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到中央之国的东南部。正因为如此，在结束了楚汉战争之后，刘邦很快便定都在了渭水之南的“长安”。　　身为“楚”人的刘邦入主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缘板块——关中，本身就意味着南北文化有了完美融合的地缘基础。然而对于迈进新历史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，仅仅从地缘文化上，完成融合是远远不够的。刘邦必须为他的国家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，以避免象秦帝国那样，在完成统一之后，迅速陷入崩溃。在结束楚汉战争时，我曾经说到，摆在刘邦面前的头等大事，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——帝国，还是王朝。这其中的实质，就在于汉朝到底是准备采取秦人所打造的，中央集权体系；还是周人创建的，封建式的分权体系。　　从历史的趋势来看，以郡县制为政治标签的中央集权体系，无疑是最高统治者所希望做到的理想状态。如果能成功做到这点，无疑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，避免出现春秋、战国那样的动乱。只是有了秦帝国的前车之鉴，要想让整个社会接受中央集权制，暂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。最起码那些经过项羽分封，后来又或被动，或主动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，以及为汉朝建立，立下汉马功劳的重要军事将领（比如韩信、彭越、英布），不会满意这种安排。有人说这些曾经的“王”，最终都倒在了汉帝国中央集权的车轮之下，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形势。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，即使是历史发展到古典时期末期的清帝国，也一样会有裂土封王的“三藩”与中央政权的博弈。这种分权与集权的博弈，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（现在也是一样，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）。　　既然秦人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，不适合新生的汉朝（最起码当时不适合），那么象项羽那样，以战功为依据，把中央之国重新切割为一个个诸侯国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案呢？有了项羽的教训，这种做法显示也是不可取的。就算你从形式上，接过了秦始皇所创立的“皇帝”的称号，而不是象项羽那样，仅仅满足于“霸王”的名号，也改变不了中央之国又一次陷入分裂边缘的境地。　　有了秦朝、项羽这两个反面教材，加上之前周王朝，名义上保有了八百年中央之主尊号的历史经验。刘邦有机会为汉朝创立一个自认为集众家之长的混合模式。那就是郡县+封国的混合模式。既在中央之国内部各板块，既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县，又分封拥有行政自主权的“封国”。从形式上看，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这些封国与郡县犬牙交错，互相制衡。一方面保证了帝都中的最高统治者，拥有高于所有封国的实力，以及对封国的控制力；另一方面又保证了，那些有功之臣，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力。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，因为刘邦所创立的混合模式，其依托郡县制所延伸的核心权力，固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上，那些他认为也是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“封国”，却也是必须以血缘为纽带，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刘邦的汉帝国混合体系中，并没有韩信、彭越这些异姓诸侯王的生存空间。很快，一场在汉帝国内部的清洗工作，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战争，成为了帝国建立之初所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。